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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日，《南华早报》发表题为“对于美国的下一代中国专家来说，挑战不仅仅是语言和国家准入问题”的文章，指出当前希望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主要面临两层阻碍：美国学术政治化和疫情因素。

《南华早报》报道截图

受《南华早报》采访时，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玛丽·加拉格尔（Mary Gallagher）认为，学生们可能考虑到“政治敏感性”而决定不进行中国相关研究。她称“现在专研中国对于学生来说风险很大”。她还说，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被迫依赖线上信源，但是线上信源的质量不如传统信源，不利于互相理解。

维拉诺瓦大学政治学教授德博拉·塞利格森（Deborah Seligsohn）认为，特朗普政府期间不断升级国家安全审查要求，增加了许多学者对于自己中国关系的顾虑。

美国今年2月才终止了2018年施行的“中国行动计划”，要求94个地区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一至两起针对中国的诉讼，以防止中国“从美国窃取信息”。该计划施行期间导致了一系列针对学术界人士的诉讼，引发了美国亚裔族群以及学术界的极大不满。负责国家安全的助理司法部长马修·奥尔森（Matthew Olsen）承认该计划是错误的，不仅助长了歧视，同时也损害了美国在吸引尖端人才和推动科技进步方面的利益。

文章还指出，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，研究中国首先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语言不通。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（MLA）2019年公布的高等教育机构非英语课程报名数据，学习非英语语言课程的人中仅约3.7%（5.3万人）选择中文。

MLA报告数据

作为一名常青藤盟校的中国问题专业毕业生，22岁的帕特里克·贝勒具备开启专注于中国的职业生涯的所有条件：语言能力、曾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以及最重要的——热情。

找到像贝勒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如今，希望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外国人变少了，尽管现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。

12届全美中文大会现场（新华社发）

贝勒是一名美国人，宾西法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专业的毕业生，曾在2016年和2019年去过中国，每次都是通过美国国务院参加为期数周的项目。

贝勒从初中起就开始在美国学习普通话。他去年考上了北京一所顶尖大学的硕士，希望借此强化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专业知识。

然而，新学期即将到来，贝勒对于自己能否获准入境并不抱太大期望。

让美国人有机会通过在中国学习、工作或生活而获得广泛深入的经验，曾帮助培养了美国政府、私营部门和学术界的“中国通”。有人质疑这样的专家是否或应否像以往一样有影响力，尤其是在唐纳德·特朗普上台之后，当时许多专家被认为过于迁就北京。不过，北京的学者仍然认为，美国总统乔·拜登的中国问题顾问团队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。

不管政治倾向如何，美国各学科的决策者都认为中国是美国在21世纪“最重要的竞争对手”。因此，拜登政府已明确表示，它认为在外交、军事和情报事务上专注于中国的专家队伍必须扩大。

然而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来仪说：“缺乏第一手的体验可能会导致理解和解读中国及其政策的能力下降。”

另外一些长期关注中国的观察人士指出，当前的情况对崭露头角的专家造成了压力。但这种情况对美国年轻人的影响尤其大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在中国建立关系网和积累经验。

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的沈岱波说，华盛顿难辞其咎。沈岱波曾在2003年至2007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科学顾问。沈岱波说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，由于越来越难以获得安全许可，越来越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工作的人变得更加谨慎，担心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会被如何看待。

公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中国可能如何危及美国国家安全，美国司法部最近终止的“中国行动计划”就说明了这一点。该行动计划旨在打击有利于北京的技术及其他敏感信息泄露行为。在特朗普时期的这项计划下，一些著名的美国教授被指控瞒报或掩盖与中国资金的关系。

贝勒表示，当他待在美国的时候，他对中国的看法会发生变化。贝勒说：“在中国，你真正有机会去认识人，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政治和政府对普通人的影响。在美国，事情更多地以政治和国际关系为中心。”

其他受《南华早报》采访的专家认为，除了疫情因素，工作机会的减少也使得更少的美国人愿意前往中国发展。他们指出，这个情况对于年轻美国人影响更大，因为资深“中国通”可以在美国线上与中国国内人士保持联系，但是年轻美国人却没有办法从中国境外建立关系网。